、“中央军事委员会”和“常务委员会”,自封为“主席”。并通过了“组织决议”,决定“毛泽东、周恩来、博古、洛甫应撤销工作,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,并下令通缉。杨尚昆、叶剑英应免职查办”。
“撤销”、“开除”、“通缉”、“查办”,张国焘的自信和气焰由此可见一斑。
后来张国焘放弃伪中央的称号,有两个原因。
第一个是南下作战失败。张国焘赤化川西北的方针,整个没有实现。
可以说,张国焘为南下赤化川西北所作的准备是精心的。口号也实惠诱人,“大举南下,打到天全芦山吃大米”――仍然是五四运动中跟那位牧师学到的技巧:从大众切身问题入手。
张国焘这一次实惠到了庸俗的地步。
搞革命仅仅为了吃大米吗?
偏巧还遇上个不惜同归于尽的刘湘。
南下失败。
如果南下成功,张国焘的另立中央就有可能成功,但他还是在节骨眼上碰到了挫折。原本明哲保身的四川军阀刘湘,面对张国焘的大举南下时,便不惜同归于尽;蒋介石也唯恐川西平原有失,成都难保,急令中央军增兵。最后四方面军面对的敌军迅速增加至20余万人,四方面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,由南下时的8万人,锐减到4万余人。
第二个就是张浩的功劳。张浩反复以自己的身份,以共产国际的代表在做这样一个斡旋,当中共内部发生争论的时候,共产国际代表作为中间人在斡旋,他的力量就很大了。
张国焘以“党团中央”名义致电中共中央时,张浩已经来到瓦窑堡。形势很严峻,仅仅靠党中央的教育和劝导,解决不了问题,必须借助共产国际的权威。毛泽东、张闻天与张浩商量,由张浩以“国际代表”的特殊身份出面,帮助、教育张国焘。
中国共产党仍然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。安排张浩以“国际代表”这种第三者特别是仲裁者的身份出现,表明毛泽东已经掌握了相当水平的斗争艺术。
1935年12月16日,张浩以“国际代表”身份从陕北开门见山地致电张国焘:“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、四方面军问题。”22日张浩又电:“党内争论,目前不应弄得太尖锐。”“可以组织中共中央北方局、上海局、广州局、满洲局、西北局、西南局等,根据各种关系,有的直属中央,有的可由驻莫(斯科)中央代表团代管,此或为目前使党统一的一种方法。此项意见望兄熟思,见复……”有的直属中央,有的可由驻莫(斯科)中央代表团代管――这就是毛泽东、张闻天、张浩商量好的变通办法。
张浩的电报对张国焘无疑是当头一棒。他深知共产国际这块招牌的权威。思考一段时间后,他致电张浩,表示“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”,但又说中共中央北上行动是“反党的机会主义路线”,“放弃向南发展,惧怕反攻敌人”,“向北逃跑”,是“一贯机会主义路线”的表现。
他依然照称自己是“中央”,毛、周、张、博是“假冒党中央”。
中共中央只有作出《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“中央”的决定》,指出“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,无异于自绝于党,自绝于中国革命”,同时在党内公布1935年9月12日俄界会议作出的《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》。
张闻天致电张国焘,望其停止分裂活动,否则“不但全党不以为然,即国际亦必不以为然。尚祈三思为幸”。
张国焘深知共产国际这块招牌的分量。赤化四川失利的张国焘致电张浩、张闻天,同意“急谋党内统一”。共产国际至高无上的权威、万里长征胜利后中共中央巩固的地位、自己主张的南下政策面临的困境,都使他从来不缺乏的自信发生雪崩般的坍塌。
中共中央与红军这一次的分裂危机,经过多方努力,终于基本解决。
使张国焘放弃伪中央,最后带领四方面军北上,完成一、四方面军的会合,在这一点上,张浩是功不可没的。毛泽东对张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。当张浩去世的时候,毛泽东亲自为他扶棺送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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