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是最美好的时代,那是最糟糕的时代。
——《双城记》
一觉醒来的西门富贵——该叫方仲永了,最先想到的就是这句名言。
北宋政论家陈师锡这样怀念“仁宗盛治”:“宋兴一百五十余载矣,号称太平,飨国长久,遗民至今思之者,莫如仁宗皇帝。……以致庆历、嘉佑之治为本朝甚盛之时,远过汉唐,几有三代之风。”大文豪苏轼说:“宋兴七十余年,民不知兵,富而教之,至天圣、景祐极矣。”
连南宋宰相、著名大奸臣秦桧都说:“昔我仁祖临御,亲选天下十有五人崇论宏议,载在方册。庆历、嘉佑之治上参唐虞,下轶商周,何其盛哉!”
明末清初的大儒王夫之在《宋论》中说:“仁宗之称盛治,至于今而闻者羡之。帝躬慈俭之德,而宰执台谏侍从之臣,皆所谓君子人也,宜其治之盛也。”
即便是“十全老人”乾隆都说他最佩服的三位帝王,除了他爷爷康熙与唐太宗,也就是宋仁宗了。
如果要把历史上关于宋仁宗的正面评价一一罗列,本书也就不用写下去了。
简而言之,宋仁宗完全符合了封建士大夫对于仁君的定义。于是,各种花式吹捧纷至沓来。
然而,事物皆有两面性。
诚然,宋仁宗在位时,中国的经济水平达到了封建时代的最高峰。西方有好事者拿宋仁宗(1022——1063年在位)时期,国库的年税收总额来比较2009年的美元购买力,得出当时中国的GDP高达2000亿美元以上,占到了全球总量的50%以上,而人均GDP也赫然超过2000美元。而灯塔国在最巅峰时期,其GDP也只占到全球的30%左右。甚至当年“日不落”帝国,在19世纪中叶最为强盛之时,其GDP也未曾超过全球的40%。
对于喜欢说“我国历史上……”的中国人来说,实在是足以让人激动并吹嘘很久了。
但是,就像我们不能和大姚平均身高,不能和马首富平均收入一样,国富不等于民富,更不等于全民皆富。
农业经济占据绝对优势的经济结构决定了,土地必然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。于是,大规模的土地兼并就成了封建王朝不能治愈、只能延缓的顽疾。仁宗时期的这一顽疾甚至并没有得到缓解。“富者有弥望之田,贫者无卓锥之地。”(《宋史》卷一三七),就是这一时期,关于财富两极分化的真实写照。
而且,一位仁慈的皇帝,未必是一位英明的皇帝。宋仁宗的软弱与好大喜功,“宽仁少断”(蔡襄语)导致他在内政、外交、军事上的表现乏善可陈。与辽岁币,与西夏岁币,更是为宋朝赢得了“鼻涕宋”的美名。要知道,给敌人送物资,何异于抱薪救火,割肉饲狼。最后导致,靖康年间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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