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辛亥革命前夕,福龄是广东四会县知县,他在任时,因为操劳县政,落下不少病,尤其是胃病,胃疾严重时,深夜呕血,即使如此,也依然没有丝毫懈怠,他兴办教育,广荐人才,重修水利,上任两年,百姓无不爱戴称颂,“年轻有为,公正和慧,勤慎廉明,树人之仁,复见青天”,这些都是百姓给他的赞誉,上至八十老叟,下至八岁小童,都知道他的政德。
福龄的为官之德,深受祖宗的熏陶和教诲,他啊,不仅受到了勤政爱民、公正和慧的熏陶,同样也受忠不违君、臣心如水的熏陶,在他心里,“忠”字当头,那是一等一的大事,甚至,“忠”字“当头”都不足以形容他了,福龄的世界里,“忠”可以君临一切,什么“孝”、“义”、“仁”,这些只不过都是“忠”的仆从,他可以移孝作忠、移义作忠、移仁作忠,一切都是为“忠”而服务的。
天意弄人,时间走到了辛亥年前夜,福龄的忠路也快走到头了。那是他在任的第三年,风起云涌的革命席卷而来,福龄始终在为幼小的宣统皇帝担忧,他想“这次叛乱闹得不小,这些谋反的,都是公费留洋回来的洋学生,他们不思皇恩浩荡,不思报效朝廷国家,反倒大逆不道作起乱来,朝廷再不设法应对,恐怕国本动摇啊,不过,朝廷是一定会解决叛乱的!曾经的太平天国怎么样?闹得翻江倒海、震天动地,不照样被荡平了吗?这不过是些洋学生,能闹多大?还能闹得过太平天国?”
一次偶然,福龄从家人口中得知,振青居然也在这个队伍!他气得肝胆欲碎“振青与这等人为伍!不会有好下场!”,谁知一语成谶,那是后来的事了。
当时,福龄还没看得清楚这“叛乱”背后的深层原因与矛盾,旷古罕有的、巨大的革命浪潮就将他掀翻在地了。
在县衙中,福龄得到消息,广东各地的“武装起义”闻风而动,大有燎原之势,其中一小撮“叛军”,也正成群结队地向四会县城奔来,福龄下令,立即关门闭城,组织所有的保甲团勇、马步守兵在县城内守备,可是,他调防的那些兵勇,基本都是一副邋邋遢遢、半生不死的样子,福龄质问县城把总道“你手下这些兵勇,个个少气无力,怎么能抵御叛乱?”,把总为难道“这……知县大人啊,这些兵加起来不过一百多人,听说向这里来的起义军有四五百人呢……况且……各地都跟着起义献城了,这改朝换代,也是大势所趋,大家都随波逐流嘛,咱们没必要触那个霉头、碰那个钉子,我看,我们……也没必要死撑了吧”
福龄大骂道“你食大清之禄,却不尽人臣之事!有乱不平,有敌不御!忠义何在!气节何在!”,福龄骂得大义凛然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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