太祖定八股,重朱程理学,君臣父子,尊卑长幼、纲理伦常之说甚于历朝,岂不乃有燕王以臣弑君之事?”
“那是明太祖严刑酷法有失仁德。”
“然文景、贞观有失仁德乎?”
“文景、贞观未失仁德,却失之纲常不张。”
激烈的辩论进行到这里,听上去是王夫之落到了下风,但他却依旧自信满满,让人有些不明所以。
只见他一振衣冠,朗声说道:“照刘编修所言,只要施仁德,重纲常,便不会有谋逆之事发生了?”
“然也!”刘宗周大声作答,不避不让。
王夫之谈然一笑问道:“听刘编修所言,并不否认洪朝一朝重纲常,只是失于仁德。”
“然也!”
“然刘编修先前说过,洪武年间,严百官,厚诸王,以剥皮充草之严刑酷律待百官,以分封厚赐待诸王。可见明太祖仁德之薄,乃薄于百官,而非诸王。
其待诸王,可谓是优渥有加,仁至义尽。换而言之,洪武待诸王既讲纲常,又施仁德,然起兵谋逆者,恰恰是燕王,对此,不知刘编修何以自圆其说?”
王夫之这番辩驳,确实精彩之极,竟把大师级的刘宗周驳得哑口无言,一时无以作答。
王夫之以一种胜利者的姿态,抱圆对秦牧一揖,朗朗说道:“陛下,由此可见,施仁德,重纲常,导民向善,此固人君所应奉行之。然光靠仁义道德,纲理伦常,并不足以保社稷安定、百世平宁,是以须施以律令,严然约束,防范于未然也!”
王夫之并没有全然否定儒家,但却更强调法家,以法制厘定一切。
当然,他的中心思想还是“宽以养民,严以治吏”。
换以言之,他的思想是对待百姓,当以宽仁教化为主。而在吏治上,却提议用严法加以约束,以清吏治。
在他看来,一个百姓再坏,养成的损害也是有限的。
而一个官员要是坏了,那就是祸害一方。
就内心而言,秦牧是非常欣赏他的这套治国理念的。
但秦牧也知道,为人君者,不能过于理想化,君主统治的基础,在官不在民。
如果过于苛待官吏,不免要动摇统治基础。
洪武之世,将兵权都交到儿子手上,官吏掌控的兵权有限,他行严刑酷法也没人能造反。
但现在自己就秦业一个儿子,若是也象洪武帝那么干,后果如何很难想象。
所以说,王夫之的治国之道虽然好,但有些不合时宜,需要国家稳定,等大秦正统深入人心之后才可以施行。
以法治国的思想,商鞅还说过一段说:法枉治乱。法枉治乱,任善言多。治众国乱,言多兵弱。法明治省,任力言息。治省国治,言息兵强。故治大,国小;治小,国大......仁者能仁于人,而不能使人仁。义者能爱于人,而不能使人爱。是以,仁义不足治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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