粮食期货交易所的运行机制并不复杂,以县州为单位,将每年能收上的实物量税统计出来,打包给长安期货交易所。
长安粮食期货交易所,会将这些数据统一公布给粮商,粮商提前进行认购。认购流程是,粮商们根据自己的情况,对某个县区的粮食进行报价。根据竞价,他们拿到了这个县区的粮食收购权,交一部分定金。等粮食下来后,就自己组织去运输和售卖。
期货交易所并不是单向发卖,军政府的粮食采购也通过这个方式来运作。比如各地的住军需要多少粮食,就把采购量发出来,由粮商们竞价投标,提前确定供粮商人以及价格。
这套体系,主要是为了让政府摆脱粮食运输的事宜。降低损耗成本,将成本透明化,减少贪腐空间。
“国公、这样一来粮商们会不会,更有囤积居奇的空间?我们军政府的粮食命脉可全被这些粮商给把控了。”张同敞很担忧这个政策,会让商人们获得更多的利益,让政府大权旁落。
“不会、别山有一个原则你得明白,越大的商人越守规矩,越透明化的操作方式,成本越低。就比如这些粮商,只要他们明码实价的从交易所购买期货,咱们就不怕这些粮食最后跑了。起码遇到了灾荒,也知道谁手里有粮不是?”
后世的银行喜欢大客户,因为风险小,偿还能力强,可控性高。其实政府同样喜欢大企业,越大的企业他们的违法成本越高,越容易管控。同样的资金规模,管控一百个小企业方便?还是管控一个巨头方便?这个道理显而易见!再牛哄哄的巨头,只要政府出面敲打,都不费劲。可若是成千上万的商人群体,那就不容易收拾了。
由于商品经济的不繁荣和交通、通信等方面条件的限制。当前的税收有很大一部分是实物税,特别是粮食等小农经济产品。这些实物税,在交往中央财政的过程中,会产生很多成本以及麻烦。
古代政府想过无数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,但都不怎么尽如人意。拿大明来说,早期朱元璋的办法是让交税的人直接送到京城。这纯粹是劳民伤财,贫苦百姓们的交税成本比上的税本身都高,很多人因此而家破人亡。后来做了无数次改革,但都收效甚微。到了张居正的时候,老人家直接改成了以货币税为主。可他高估了大明的商业繁荣程度,老百姓手中的货币不足,反倒让奸商们因此吸了百姓的血。
盐引制度同样是为了解决运输的问题,朝廷想要通过盐引吸引商人主动往边地运输粮食。可最后的结果是运往边地驻军的粮食成本没有降低,商人们倒是通过倒卖盐引发了无数财。
扬州的盐商,因此而攒下了富可帝国的财富,这事陕西人最清楚。因为真正的扬州盐商,主要还不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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