产权人做决定,就是统计现有的票数。
统计出来的结果和我们原来预计的差不多,有两个方案的票数相差无几,都没达到绝对多数。
中午在食堂吃饭的时候,蒋佑他们那组和我们一样比较愁。
我只是受伤住院,郑伟一家都亡故了,情况更糟糕。蒋佑那组少了一个同事,办公室里的气氛也很糟糕。最近两周,他们的工作进度自然受到了影响。
我们两组是走进食堂的时候,就很愁,和其他组交流之后,发现大家的投票统计结果其实都差不多,都没有拿到绝对多数投票的方案,也都没有做到百分百投票,更谈不上百分百的有效票。
仔细想想,这其实也不奇怪。
拆迁办提供的几个方案,有不同的计算方式,但对大多数家庭来说,不同计算方式所产生的差额是比较小的。那些特别贫困,家里人口特别多,或者人口特别少的家庭,始终都是少数。拆迁片区内居住的家庭,大多数就是三代同堂、四五口人的小家庭,再多,也少有超过十口人的。
这种情况下,某一方案想要高票数当选,基本不可能。
这也是方案设计之初就预想的结果。
只不过,决定方案的不是我们这些拆迁办基层员工,设计方案的,不是我们几个直接面对产权人的小组,工作的对接上,总是会出现一些理论和现实矛盾的问题。
现在的问题就是,第一次票选的结果不是那么“漂亮”。
大家都不“漂亮”,那大家都不会受到批评。
接下来就是宣传部的马处长需要纠结的问题——如何将这第一次投票,描述得很“漂亮”。
这种事情,国内新闻上不了,民庆地方台也不一定会播放,但总要写报告、留记录,说不定未来还有可能被翻出来,拍城市变迁的纪录片。
总是需要有人重视此事的。
那就和我们这些基层小公务员无关了。
彼此一交流,大家都不好,所有人都放松下来,回办公室写报告和总结,连带着投票纸,一块儿上交上去。
之后两天,就是一个接一个的会议,分析这轮投票结果,讨论下一轮投票的过程。
最终方案可能不是某一个,可能会征询产权人的意见,将票数相当的方案综合一下,或者变成可选择的灵活补偿方式。
开会是一个必须进行,却又让人很讨厌的事情。
拍板决定的并非我们这些基层,但我们依然要准备发言,给出自己的建议。
一个个轮下来,让人身心俱疲。
老领导的态度再和蔼,也不能让会议变得轻松愉快。
我在这段时间,都没有进入梦境。
吴灵大概是说中了,我无法施展自己的能力,附身到那个东西身上。
工作减轻了我的一些焦躁和失望。
等到这阶段工作告一段落,我们这几个组的人进入下一阶段,制作公告牌,准备宣布投票结果,安抚和引导产权人进入第二次投票,我们也就摆脱了一个接一个的会议。
负责宣传、负责制定补偿方案的那些人也重新忙碌起来,筹备第二次投票的内容。
时间在这种时刻过得特别快。
妹妹说要毕业旅行的时候,我才发现,已经到了八月。
她们这群小姑娘,已经从影视城的那个阴影中走了出来,又有心情出去玩了。
原本制定的旅行计划被拿了出来,旅行团、机票、行李也被搬出来,却是大翻新。
这次,是她们这些小女生组成的单独旅行团。除了妹妹高中的同学外,她初中几个要好的朋友也被拉到了一起。同学带同学,二十多个相同年级的女生拼了一个团,一块儿去旅游。
我自然是有些担心,却是没理由阻止,只能提醒她小心,又咨询了一下吴灵,让妹妹戴好了护身符。
“放心吧哥哥,我们找的是国际旅行社,行程都订好了。我东西也都带好了。”妹妹按按胸口,对我眨眨眼睛,暗示自己戴上了护身符。
我只能揉揉她的脑袋,帮她提着行李,送她上了包车。
车上都是女孩子,嘻嘻哈哈,隔着窗户,学着妹妹的样子齐齐对我挥手。
我不禁笑起来,目送大巴开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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